1948年12月27日，国民党盗运第一批文物抵达中国台湾基隆。当时由南京迁往台湾的文物分三批，第二批、第三批分别于次年1月9日、2月22日到达。这些文物主要包括当时北京故宫博物院2972箱、中央博物院852箱书画、瓷器、玉器以及中央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共5000多箱。台湾当局就是以这些文物为基础，建成了“台北故宫博物院”，造成了今天南北两个“故宫博物院”的局面。
　　先因抗战南迁然后迁台
　　1948年11月，徐州会战结束后，蒋介石深感南京的危险，为了今后有一个退身之所，他决定着手经营台湾。于是，他把大批黄金、机器设备、布匹甚至工厂等向台湾转移，而且下令将战时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南迁文物精品、南京中央博物院、国立中央图书馆、中央研究院的藏品运往台湾。
　　1931年，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后，为保护传世之宝，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文物南迁计划，1933年起，壮观的“文物大迁移”开始，主要以故宫所藏文物为主。珍品历经十二年，从北京经上海、南京辗转到达四川、贵州大后方，直到抗战结束后，才陆续运回南京。不久内战爆发，这批南迁文物还没回到北京，其中精品就连同国民党的机密档案一起被“发配”到台湾。
　　文物迁台过程混乱不堪
　　第一批文物是1948年12月20日离开南京下关的，负责运载的是海军登陆艇——“中鼎舰”。据在故宫博物院工作70余年的那志良老人回忆：海军部的人员听说“中鼎舰”要开往基隆的时候，纷纷带了家眷和行李，赶到码头准备搭便船。这样一来，文物的安全就要大打折扣了。负责人杭立武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混乱，只好找了“海军司令”桂永清出面告诉大家，还有其他的船只专门运载家属，这才平息了开船前的混乱。
　　到了第三批文物要运走的时候，已经是1949年1月底，逃命变得比两个月前紧迫多了。这次负责运载的“昆仑号”军舰一开到，海军部的眷属就抢先上船。文物箱运上去的时候，只能与这些人混在一起。杭立武想用上次的办法，找桂永清来解决。结果，船上的人哀求，希望能帮帮忙，给一条生路。最后正是这些人员占据了船的空间，使得一部分文物装不下，留在了内地。
　　专家亲自挑选运台文物
　　运往中国台湾的5000多箱文物、档案，都是文物专家翁文灏等人挑选过的精品。诸如被视作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毛公鼎、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玉雕精品“翠玉白菜”、“肉形石”、宋代汝窑瓷器、传世书画、清宫服饰等。
　　毛公鼎之所以著称于世，在于它32行497字的铭文，号称是青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。它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，有50多公斤重，大口圆腹，腹呈半球状，口沿上有两只高大的耳朵，腹下三只兽蹄形足。鼎是周宣王时期大臣毛公因为感激周王恩德而做的。腹里的铭文，是一篇完整的“册命”，记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勉励。郭沫若先生称它“抵得上一篇《尚书》”，价值自然连城。